中国文艺类书籍现代设计形态研究
作者：任书恋 指导老师：张国珍 芦影
| 前 言
关键词：
书籍设计 设计形态 书籍文化形态 文艺类书籍 现代性
简 介：
最初“形态学（Morphology）”作为一个生物学概念，是研究动植物形态的科学。从十九世纪初期开始，这一概念逐渐被应用到其它学科的研究中，“形态”的定义和研究范围也因学科的不同而有所差异。具体到设计艺术学科的形态研究，一些学者曾有过不同的总结，但总的来看，主要包含设计行为对设计品“造型”、“神态”的二重塑造，以及与其相关的美学、心理学、社会学等人文知识和科学知识的关系。虽然“设计形态学”的研究内容和研究范围尚在探索之中，但以形态学的维度对具有设计代表性的文艺类书籍展开研究，无疑可以促进设计师对设计环境和设计趋势的了解，增强设计师对技术、材料、设计原理等的深入理解和灵活运用，进而促进设计的传播。
| 研究思路
作为文化的载体，书籍的设计形态不可避免地要受到构成现代性的文化因素的影响。审美现代性对文化工业的批判，也使当前中国的书籍设计正在形成自己独特的发展趋势。书籍的设计形态包含设计对书籍“造型”和“神态”的塑造及其与文化形态共同作用形成的“文化的场”。论文的写作以书籍设计形态、书籍文化形态两重形态维度和历史维度的现代性视野交织建构，探究书籍设计形态的发展及其与文化因素的关系。 | 逻辑架构
本论文的研究重视书籍的媒介属性和设计的传播功能，以书籍及其设计的形式和内容作为研究本体，以文化媒介和设计传播作为贯穿书籍设计形态研究的线索，探讨设计“形式”和文化因素、审美理念等对当前文艺类书籍设计的影响和渗透。
| 论文
- 研究重点划分
以现代性的视野观照书籍设计形态的发展，可将中国书籍设计形态的现代性历史分期分为五个阶段。其中，晚清到1937年是现代书籍设计形态的发端和形成初期，改革开放至今是书籍设计的快速发展期和设计的“新形态”时期，这两个时期的书籍设计形态具有突出的历史特征。本论文的研究重点集中于这两个历史时期，并侧重于形态变化的对比研究。
在近代的文化变革中，科学世界观逐渐取代传统的道德中心的理学世界观，构成了中国文化现代性的深层内核。在工具理性影响下形成的现代书籍，作为“新文化”的表征和宣传新思想的工具，逐渐实现了由传统到现代的范式转移，“五四”新文化运动使中国“从此诞生了现代装帧艺术”。这个阶段是中国书籍设计形态从传统到现代的巨大裂变，书籍逐渐走出传统社会角色的历史局限性，成为一种人们掌握实用知识的工具，一条传播实用知识的途径，一份普通人唾手可得的文化资源。其中，文学书籍作为大众文化的载体首当其冲成为书籍设计形态改革的先头军。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至建国后的前三十年，由于国内外战争、政治因素及文化激进主义运动，严重阻碍了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书籍的设计形态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的缓慢发展期。直至改革开放之后，国门大开使大量新鲜事物从国外不断涌入，中国进入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建设时期。在国外设计思想、艺术流派、先进技术等共同作用下，国内设计师的书籍设计观念逐渐发展成熟，书籍设计广泛吸收西方设计、日本设计等的影响，进入快速和全面发展的时期。文化自信的建立和复杂现代性的作用，使现代文化与传统文化，西方文化与东方文化得以实现创新性的融合和发展，书籍设计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新形态。
现代性早期 文艺类书籍设计的视觉形态和现代表征
①平装改革——工具理性影响下书籍现代形式的形成
平装书是西方现代书籍最常见的大众化形式。在中国近代的文化变革中，平装书因为制作工艺简单、成本低廉、便于机械化生产，被用作传播新文化的有效工具，逐渐取代了中国传统书籍的线装形式。平装书“从一开始面向的就是大众，面向的是未来，它是新知识、新文化启蒙时代的传播媒介”[1]。平装改革是对书籍“物的解放”——负载传统文化和封建道德的载体，变成了现代的“功能物”（functional objects），书籍被纯粹化为传播知识与文化的“媒介”和“工具”，实现了功能的简单化和直接化。平装书的低成本制作和便于大众传播的形式，使现代书籍成为了启发民智的工具和“民主”思想的具体化。
②封面设计——视觉文化介入下书籍的大众化
在传统审美的影响下，古籍注重“书卷气”的营造；而西方书籍设计在西方重写实、重理性、重色彩的影响下，具有较强的视觉冲击力。“西方设计教育教的是制作‘可视的东西’，而亚洲的传统设计教育教的是‘不可视的东西’”[2]。在现代书籍形成初期，书籍的封面设计受到了西方各个艺术流派的影响，凸显出典型的视觉特征。文本语言的大众化和封面设计营造的书籍形态的大众化，使传统意义上“深入的、刻苦的、用心的”书籍阅读，逐渐含有娱乐和消遣的意味。这一时期书籍装帧对封面设计的过度偏重，不仅是出于书籍生产的盈利目的，深层的原因还在于西方重视觉的文化传统对东方重知觉的文化传统的冲击。
③版式改革——意义世界的削弱和视觉秩序的建立
版式改革使中文的意义世界进一步弱化，同时确立了现代阅读的视觉秩序。白话文的连续性和口语化，削弱了单个汉字的存在感，压缩了单个汉字的意义空间；文本的口语化、由竖排到横排的版式变化，使中文文本的空间感压缩，具有了与西文相似的线性和较强的时间性。连串的汉字字符使内涵丰富的会意汉字看起来具有一种“延伸视觉统一性和连续性模式的字母表”形式 [3]；竖排版和文言文营造的非连续性的意义世界，转变为低清晰度的、整齐划一的视觉媒介，文本的理解和接受更加迅速，知识的传播效率更高，但却以牺牲文化的知觉和表达的广度与精巧为代价。在中国近代的文化改革中，西方文明不仅因注重实用价值和具有高效传播的优势被视为先进文明，它还通过书籍的排版形式影响着中国人阅读和思维的速度化和逻辑化。书籍的审美由传统的重意象、重联想的知觉体验，悄然转向西方重视觉、重逻辑、重实用的视觉文化传统。
④中西结合的艺术特色
中国最早的一批装帧家和对现代书籍的形成发挥重要作用的文化名人，如鲁迅、陈之佛、丰子恺等，受到了传统文化和西方文明的共同影响。作为文化变革时期促进书籍设计形态改革的主力军，他们的文化背景使得这一时期的书籍设计具有东西方的艺术特色。
“新形态”时期 文艺类书籍设计的现代性审美
①从“书籍装帧”到“书籍设计”的观念转变
“书籍装帧”主要是指书籍的封面设计，而“书籍设计”的概念更多的是指向一种书籍的整体设计观念。作为“书籍设计”的提倡者，吕敬人曾做过这样的阐述：“装帧是以二元化的思维和绘画式的表现方式完成书的封面和版式，而书籍设计是一种‘构造学’，是设计家对主题感性的萌生、悟性的理解、知性的整理、周密的计算、精心的策划、节奏的把控、工艺的运筹等等一系列有条理，有次序的整体建构。” [4] 西方先进技术和文化冲击下形成的现代书籍设计，弱化了中国传统阅读的知觉和意义世界，当前的书籍设计在技术进步、设计理念发展完善及文化自觉的共同作用下，注重对书籍工具性之外的文化感和艺术性的塑造。“书籍设计”逐渐取代“书籍装帧”，“装帧”阶段过度重视封面设计而轻视书籍其它部分和整体形态的现象，逐渐被全方位的细节设计和整体设计所取代。书籍的设计形态逐渐丰富，设计附加的形态因素和书籍的本体形态，共同构成了书籍这个文化和艺术的综合体。
②现代书籍的“整体设计观”
书籍的整体设计观是20世纪60年代由日本设计师提出的一种书籍设计观念，后经吕敬人发展和完整，在中国的书籍设计和研究领域广泛传播，成为近年来一个最为流行的书籍设计理念。书籍的整体设计观关注的不仅是对书籍的创意设计，它强调装帧形式与文本内容的契合度，以及书籍整体形象所营造的文化氛围。书籍设计不再是单纯的对文本的呈现，设计者的创作理念、艺术理念甚至生活理念，都融入了书籍的设计，形成对读者潜移默化的影响。书籍不再仅仅是传播信息和知识的工具，而是作为“人记忆与想象的延伸”（博尔赫斯语），被设计师以可视、可触、可感的具体形象呈现出来。整体设计通过发掘书籍形态空间、综合多感官的视觉体验及对书籍“造型”和“神态”的双重塑造，丰富了书籍的内涵和读者的阅读体验，使纸本书籍在新媒体和新技术的冲击下，拥有了一份不可替代的温暖感和归属感。
③编排设计对文本内容的多元呈现
书籍设计是一种直观的视觉设计。翻开一本书，书籍内容的版式产生的视觉效果，首先会对阅读者形成冲击，进而影响整本书阅读氛围的营造。文艺书籍因其内容所具有的文化、艺术特征，使得读者对这类书籍的阅读和接收，更容易受到版面编排、制作材料等所营造的阅读氛围的影响。排版的计算机化、网格系统的灵活运用以及偏爱动态平衡的东方审美特色，使当前文艺类书籍的编排设计，逐渐发展出了一种既符合西方数理秩序，又富含本国民族特色的设计形态。这是中国书籍设计对自身文字系统的关照和对传统文化的回归，也是书籍设计试图融合现代与传统、东方与西方的探索。
④书籍材质和工艺美的呈现
当前文艺类书籍的设计，材质和工艺的运用成为一种强有力的设计语言。材质的色彩、肌理、重量、触感等，都潜在地影响着读者的阅读体验，影响着文本内容的传递和接受。丰富多样的物质材料和能够遮盖机械感的、有温度的形式，将文本所蕴含的文化内涵诉诸于物质实体，在现代“非物质社会”里建构出书籍丰厚的物质感。
⑤文艺类书籍设计的民族性表达
新形态的另一突出表现是书籍设计的民族性表达。从目前的设计形态来看，尤其是关于本国文化艺术的书籍，在设计上普遍追求一种宁静致远的古典意蕴美。具有含蓄内敛的传统审美特色的“素封面”形式，深受现代读者的喜爱。题签、线装装订方式、印章和书法字体等传统元素，在现代的书籍设计中被广泛运用。在传统审美的关照下，越来愈多富含民族性和中国文化特色的书籍涌现出来，书籍的本土化设计语系正在形成。
书籍设计新形态与书籍文化新形态的共生
作为一种文化媒介，文艺类书籍在新的文化背景下，其设计传播逐渐实现了从文本传播工具到综合文化媒介、从视觉传达的设计到阅读体验的设计、从文本阅读到书籍收藏的转变。作为一种“综合文化媒介”，文艺类书籍的“综合性”不仅体现在书籍设计对纸媒自身媒介属性的充分开发，还体现在书籍成品汇聚了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参与者的不同价值观，使书籍成为一种富含多重文化价值的文化消费对象。书籍收藏价值的提升，则使其文化价值获得了一种现实的“传承”意味。
书籍的文化新态引发了出版的文化新态。随着出版市场化的深入，品牌效应在书籍的出版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如中信、善本以内容的品牌化作为自己的出版特色；理想国的图书则以简约的现代形式语言、富有高级感的冷淡色调和高品质的印刷质量，使其图书具有很高的辨识度，打造出设计的品牌化；书籍的网络化销售，使品牌的传播方式和宣传途径逐渐往线上传播倾斜，品牌化的传播成为一个有待各个品牌进一步探索的课题。
书籍文化的新形态也催生了小众出版的新形态。一些专注于某类文艺题材的小型出版品牌的精耕细作、艺术书籍工作式的作坊式运作和工匠式创作，在探索书籍表现空间、提升书籍艺术性等方面都为现代书籍设计打开了新的思路。
书籍的文化新形态对设计行业的一个显著影响，表现在书籍设计主体的结构变化。市场调节作用下，出版社美编室（现多称为“设计部”）因分工协作的工作模式相对固定，导致其面对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和快速转变的多元审美趣味，表现出缺乏创造力和灵活应变的短板，一些出版社的美编室逐渐实现社会化改制。书籍设计的主力逐渐由出版社美编室向设计工作室转移。另外，书籍销售的网络化，拓展了书籍设计的内涵和外延，书籍设计更趋复杂化和多元化。但同时书籍文化新形态也引发了相应的设计新问题，主要表现在过度的艺术化对书籍文本的削弱和形式主义设计导致的设计内涵的空洞，这些问题成为书籍设计持续发展面临的挑战。
| 结 论
- 书籍外在的设计形式和内在的文化因素，以及与文化形态共同作用形成的“文化的场”，共同构成了书籍的设计形态。书籍的设计形态提供阅读的语境，而这个语境的构成方式和逻辑，关系着人们对文本内容的接收和理解，影响着人们的文化习得。
- 近年来文艺类书籍设计迎来了前所未有的“新形态”。书籍设计的内涵逐渐丰富，外延也逐渐拓展。传统文化的力量和生机，逐渐在现代书籍设计中发挥作用，很多设计师开始发掘传统的设计思想和艺术理念，并在当代语境中对其进行重建，创作出越来越多的既具有典型文化特征，又适合市场趣味的优秀文艺书籍。中国书籍的本土化设计语系正在形成。但这种设计的最终目的，并非要逆历史之流，恢复纸媒在文化消费中的主体地位，而是期望通过设计的手段，呼吁和强调“阅读”这种文化接收方式，在“非阅读形式”的影像艺术逐渐成为文化习得主导方式的历史进程中，保留住“深入阅读”这种“有助于引发想象和思考”、有助于建构“理性的自主的自我”和促进人理性养成的文化习得方式，从而坚守住一份人文精神。书籍作为一种综合的文化媒介，作为一种具有收藏价值的文化消费品，在当今的信息社会，已经逐渐在获得一份“不可替代性”。
注释：
[1]赵健. 范式革命：中国现代书籍设计的发端（1862——1937）[M]. 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2011.
[2]杉浦康平等. 亚洲的书籍、文字与设计：杉浦康平与亚洲同人的对话[M]. 北京：生活 · 读书 · 新知三联书店，2016.
[3]马歇尔 · 麦克卢汉. 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M]. 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
[4]吕敬人. 书艺问道[M]. 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6.
| 后 记
作为一篇理当注重实践的设计专业的论文，本研究不是一个很“好玩”的选题，也没有相关的设计产出。但通过理论的研究，使心中最初一种混沌的感觉、一种不明朗的意象，逐渐具体化为一个议题，并且渐渐明晰、逐渐深入，最终使混沌解开、意象明朗，对作者本人来说也是一番别样的“有趣”。能有这样的收获，要感谢设计系的老师们对我的指导和帮助！我的导师张国珍老师总是循循善诱，以极大的耐心和我讨论写作的思路，帮我梳理思绪、理清概念和逻辑。在论文后期的修改中，芦影老师以其学术的敏感和缜密的思辩，为我进一步捋顺写作思路和论文框架提供了切实有力的指导。感谢巫濛老师和芦影老师对于我初期的研究方向切中要害的批评，让我及时调整思路并最终完成了对这个选题的研究。感谢我可爱的同学们为我提供各种信息和研究资料。原初的计划是有设计部分的，而且也思考了一些设计的题目和形式，但由于各种原因，没有能够形成结果。先暂且留作一个念想吧~希望将来有机会可以付诸实践~